《一句顶一万句》的存在主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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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一句顶一万句》的存在主义解读
作者：郑明娥
作者单位：怀化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技系
关键词：《一句顶一万句》;存在主义;荒诞;虚无;“为他”存在;
分类号：I06

摘要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自面世以来，尤其是获茅盾文学奖以来，评论如潮，褒贬不一。《一句顶一万句》是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一种形象阐释，它揭示了人物存在的荒谬、孤独、虚无以及“为他”存在的处境，是新世纪底层叙事中，既关注农民物质生存困境，又深入探寻其心灵存在方式的代表性作品。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以及物质的极大丰富，现实中人们的观念、精神领域出现的问题和危机，如理想淡化、人生目的消解、奋斗精神衰退等，越发突出起来，引发了社会对这种时代现象的关注和思考。存在主义思潮再次成为我国学界和评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作家们也进一步深入探询这种带有普遍性的孤独、失落，乃至绝望情绪以及精神困境，揭示人与人之间心灵对话的障碍，情感交流的隔膜等。刘震云的新作《一句顶一万句》便是以此为基点，以一个祖辈“出走”和孙辈“回归”的故事，将笔触探入小人物的心灵深处，探寻作为个体的“人”及其人际交往和对话的难题，在一个特定的层面上，显现出深刻而不失新颖的存在主义哲学意味。

一、现实人生和情感追求与存在的荒谬性

《一句顶一万句》首先呈现给读者的是人的存在的荒谬感，是生存境遇中人与人的关系的偶然性。从作品中许多人物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一方的言行举止对作为行为承受者的另一方产生的作用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常常导致与行为者的愿望相脱离甚至完全走向反面的结果。小说通过对这种事与愿违、因果悖理、阴差阳错的现象描述，表现出这个世界没有主宰，没有规律，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人类无法用理性去理解和把握，从而表达出世界的不可知性和人的存在处境的荒谬性。

比如“上学”一事连锁性地引发了主人公杨百顺的荒谬感。头脑灵活的杨百顺冥冥之中因为父亲居心不良的朋友所出的“抓阄”的主意而错失上学的良机。原以为自己跟患难之交老裴很“过心”，走投无路之际可以投奔他，没想到被拒绝。为解决住处问题原本急切盼望师父续弦，谁料师娘进门却让他的愿望成空。原本自己无意中说的是师母的闲话，但经过几张嘴却变成说师父的不是，以致师徒关系很快僵化，隔膜愈深，最终两人反目成仇，分道扬镳，从此断了生计，踏上流浪之路。为了生计，他被“改名”为杨摩西，原本老詹是想帮他留住他，却由于晚上不厌其烦地给他“说经”而导致他再次“失业”。穷困潦倒的他临时“替补”他人扮演阎罗却得到县长的垂青，顺利进了县衙门。当他费尽心机想为前途增添“筹码”时，却意外地因为破坏县长与旦角的“天作之合”而再次失去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就这样，人物的生存时时处处潜伏着危机，暗藏着意外的结果。每一个事件的结果都往往与主人公的愿望相背离，使他的生存处境变得不可理喻。“下嫁”给寡妇吴香香后，本以为从此解决了吃、住的问题，可以安居乐业，谁料老婆竟然与自己认为“最铁”的邻居老高长期通奸并私奔。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本想按自己的意愿继续生活，但在吴家和姜家的逼迫下无可奈何，他没法再做馒头、卖馒头，从此踏上“寻找”的不归之路。在新乡他将卖老鼠药的老尤视为朋友，未料到他却趁机拐走了他唯一“说得着”的养女。他原本是想“假找”妻子，结果变成“真找”养女。这使他的生存面临空前的危机，历尽千辛万苦，他无法找到养女，也无法回到家乡，最后离开了故乡延津。在杨百顺的人生中，随处可见生活的偶然性、不可知性、无法预料性，也能深刻体会到他不停奔波的劳累与无奈，更能深入领悟到世界的不合逻辑和情理的荒谬性。生存的力量推动人物在荒谬的处境里前行，每一次都努力寻找工作，每一次都争取做好工作，每一次都想继续生活，但每一次都莫名其妙地或被撵走，或被逃离，或被流浪，总没有固定的差事，吃无定处，住无定所。

主人公的荒谬的存在更表现在友情方面。小说下半部的主人公是孙子牛爱国，他曾拿冯文修当知心朋友，把心里话说给他听，本想通过情绪宣泄寻求心理安慰，却想不到朋友将这些话传出之后，自己的话竟然变得像把尖刀刺向了自己的心。他也曾一直拿杜青海当好朋友，可世易时移，人心叵测，对方却每每给自己出馊主意。人物的愿望与其行为总是处于错位状态，因而感到存在总是荒谬的。在爱情方面，他可谓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四处向朋友讨主意，一心去讨好老婆，一直努力“找话”说，但越是如此，老婆越感到恶心，越与他“说不着”，与他的距离越远。更为荒谬的是妻子与他“无话说”的背后暗藏玄机，当初是姐姐撮合妹妹和牛爱国的婚事，最后妹妹竟然与姐夫跑了。妻子的姐姐强词夺理找自己“要人”，逼着自己去“找人”，牛爱国的姐姐和姐夫也要自己去“找人”，他由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罪魁祸首”，万般无奈，被迫踏上“寻找”之路。他本想去“假找”妻子，却演变成“真找”母亲临终前留下的“那一句话”，为此他走遍千山万水，苦苦寻找“那个人”、“那句话”。

在这里，世界似乎变得不可理喻，不可捉摸，生活充满太多始料未及，人生充满太多出乎意料，人在这一切面前别无选择，只能去适应它，接受它。主人公荒谬的存在处境就如同研究者指出的那样：“阴差阳错，九曲八弯反而达到目的；从目的出发的行动往往南辕北辙，天差地别；周全的考虑往往徒劳无功，甚至贻误大事；横生的枝节改变了行动的方向，鬼使神差地让因果颠倒，甚至起死回生；理性预期一次次延宕甚至纂改；结果出乎意料，却也能自圆其说……”。这种人物存在的荒谬性与中国文化中的“无常”不谋而合，它使人物对自己的生存失去把握，只能听凭命运的随意摆布和捉弄，被动地行走“在路上”。这种如影随形的荒谬感加深了人物内心的惶惑、无奈，让人物感到无所适从。在大千世界中，心灵成为“一座被隔绝的孤岛”，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道无法穿越的铜墙”，这使他进而深深领悟到灵魂的孤独无依，心灵的形单影只，必将陷入孤独的深渊无法自拔。

二、小人物群体难以“对话”的孤独与“寻找”的虚无

存在主义哲学强调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是被遗弃的、孤独的。孤独就是与他人的疏离，与现实环境的分裂。《一句顶一万句》“表达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比《百年孤独》还‘孤独’十倍”。小说中这些庸碌大众的孤独源自他们无人诉说生活疲惫，无人指点精神困惑，源自他们知音难觅，于是四处寻觅，生活因此而疲惫不堪。对于杨百顺而言，孤独伴随他一生，他一直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说话”的人。因为他与父亲、兄弟、老曾、老蒋、老鲁、老裴、老詹、吴香香都“说不着”，他们之间有“说话”，却难有“对话”。在亲情上，父亲不理解他迷恋“喊丧”，不喜欢做豆腐，父亲对他只有暴力和欺骗，他们完全无话可说；对于弟弟，他内心充满仇恨。在友情上，他拿老裴当朋友，那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因为老裴不拿他当朋友，而且说的都是客套的“假话”。在师徒关系上，他与师傅曾说过心里话，师傅却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在师娘进门后全忘记了他说的话。雇佣关系上，老蒋只喜欢“看”和“想”，老鲁却喜欢“走戏”，他无法与他们说话。而传教士老詹跟他说的“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富有哲思的话，他理解的意思压根不是老詹的意思，他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婚姻家庭方面，与老婆吴香香根本“说不到一块去”，杨百顺的内心世界被隔绝被尘封。一路走来，步步坎坷，却单枪匹马，形影相吊，他的心无处安放，他的话无处可说，他与周围的人处于隔离状态。回首来路，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各人出于私心或利益或为了生存却没有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对象。他生活在一个无人可以“说话”的世界。他对猴子“说话”，他对社火的渴望就是寻求“说话”的一个明证。最终他找到了“说话”的对象———年仅五岁的养女，他与她“说得着”。但养女很快被人拐走，让他在这个世界上再次陷入了巨大的难以承受的孤独。整个周围的世界、周围的人好像都与他不相关，他仿佛置身于一片沉寂的、孤零零的世界，静寂无声，无处诉说。就像安波舜所言，“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这种孤独体验每个国人都有……”

刘震云致力于小人物精神生存的探索。他曾说过，一个人的孤独不叫孤独，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一句话寻找另一句话才叫孤独。这句话是对牛爱国生存孤独的最好诠释。牛爱国在家里爹不亲娘不爱，经常感到孤独。于是牛爱国找朋友说话，发现说得上话的朋友没有几个，从冯文修到杜青海到陈奎一，这些朋友慢慢地变了，变得“不过心”了，他想走进他们的生活却无法如愿。困难之际，他想投奔朋友，发现世界之大，能投奔的朋友也没有几个。这种个体存在的孤独，只有亲自体验才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特别是与自己的老婆，朝夕相处却相对无言，他感到害怕于是绞尽脑汁地反抗孤独，努力找话说，结果还是把自己推向更孤独的深渊。人们希望被理解，以解除孤独，但现实生活中却无法解除。这种孤独无法言传，就像影子一样形影不离，使人的心灵孤立无援，无处安放。祖辈失去养女后孤独无助，到了孙辈，为了摆脱孤独继续寻找。从祖辈到孙辈，他们一直在寻找可以“说话”的人，但最终不免孤独，这是一种本源性的孤独。“孤独在这个人人社会是无处倾诉的。这种孤独和西方的不同，更原始，更弥漫。”作者认为，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人与世界的关系有三种———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而在宗教国度，还存在人与神的关系。在人神社会，神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诉说任何话的朋友。而在中国没有神，在这种人人社会，与人倾诉则有背叛的危险，于是人人有着无处倾诉的孤独。这种孤独又因为占据人们心灵深处的实用理性思维而愈加突出，每个人从自身实际利益出发来界定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当每个人在他人眼里按照“物的有用性”衡量时，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关爱就近乎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人心隔肚皮”，存在不可沟通性，孤独是人类的宿命。三代人的寻找，延宕百年，家族在延续，生活在继续，无法改变的是孤独，甚至亲人、邻居、朋友之间的“说话”也变成一种无法实现的寓言和神话。

大千世界，滚滚红尘，人类看似热闹非凡，但能“说得着”的人几乎没有。这表面上的喧嚣难掩人类心灵深处的孤独。直面孤独，承受孤独，最终以“执着的寻找”反抗孤独，而“寻找的无奈”让人进一步感到令人更为恐惧的虚无。人在世界上是孤独的，是个“脆弱的东西，淹没在无限的大千世界里，孤立软弱，每一个瞬间，虚无都在袭击他”。“什么是虚无呢?严格地说，虚无什么也不是，因为虚无就是什么也没有。12对于主人公而言，固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生活没有，温馨的亲情没有，安定的住处也没有，知心的朋友也没有，说得着的爱人也没有。杨百顺在身体与心灵的两极之间不断徘徊、挣扎，他一直苦苦寻求能“说得着”的对象，从老裴到老曾，再到老詹，再到养女巧玲，最后到孙子。但由于他人的思想变化或离去使他与这些人之间也经历着“说到一块”到“说不到一块”或“无法说”的变故。这种寻找的无奈和无果，更让他产生焦虑，心灵受到折磨。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样的“说话者”，却一直不停地寻找，最终又放弃了寻找。在孙子牛爱国身上，与朋友冯文修、杜青海、陈奎一、章楚红也先后经历了“说得着”到“说不着”的变化。在友情中，他在寻找一个“说得着”的人，但最后他的寻找变成了一种虚无。在感情中，他与庞丽娜“无话”到“找话”到“无话”，最后妻子离他而去；与章楚红，从“相遇”到“分开”再到“寻找”，寻找“那个人”、“那句话”，但这种寻找因为漫无目的、没有方向、没有信仰而变得没有结果。所有付出都变成一种虚无。这种虚无就像一个巨大的深渊、空蒙的存在，让人感到深不可测的恐惧。在无限的没有尽头的寻找中，寻找犹如大海捞针，结果将变成一种无望、一种虚无。生活在底层的这些小人物为了反抗孤独去选择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找能“说得着”的人，而寻找的一次次无望，一次次失落，一次次无果，使孤独演变成了彻底的虚无。虚无感使人物的生存变得异常艰难、可怕和无助。这些小人物们因孤独而寻找，又因寻找而虚无。

三、杨百顺的自我选择和“为他”存在

存在主义理论认为，正是由于人本身的“虚无”，所以人应该进行绝对的“自由选择”，从而用自己的生存活动支撑和承担自己的“虚无”，从“虚无”中走出来，通过自己的行为成就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也就是说，人作为一个“自为”的存在，只能有意识地以“生存”去面对和担当。在对生存的承担中，进行绝对的自由选择，在行动中获取人存在的本质。这一“存在先于本质”说，是以生存为前提的，只有在生存的行动中才能形成自己的本质。它强调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人空无所有来到世间，本质是在后天形成的。萨特认为，除了自由，你与我都没有既定不变的“本质”，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是你的自由；你要获得什么样的本质，那要看你怎样进行你的自由选择。

主人公杨百顺便是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不断地塑造着自己。最早在家里学做豆腐，卖豆腐，因为与父亲不合，只好离家出走，开始独自承担生存重任。他选择了第一份差事———杀猪，后由于他人的恶意传言而“失业”。这时，他又要谋划自己的未来，选择了挑水的差事。其后，为了生计，他选择信主，老詹给他谋了一份差事———破竹子。再次“失业”后，他选择到县衙门种菜，又由于不合时宜的举止再次面临选择。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他与寡妇吴香香结婚，学会了做馒头、卖馒头、贩葱。在这种种谋划、选择、放弃、寻找、再选择的行为过程中，他不断正视自己的自由，不断选择和塑造了自我。杨百顺的每一次选择和行动，都在其生存活动中实现着自我存在的本质。在这个“自由选择”的过程中，杨百顺得而复失，如此循环往复，而每一种选择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学杀猪就得忍受来回奔波的劳累，忍受师娘事事紧逼，让人没个喘息处；挑水就得忍受老蒋无处不在的看、想以及他人的欺负，还要学会不拉帮结派，不招惹是非；破竹就要忍受老鲁的责骂和老詹的“说经”；县政府种菜就要忍受众官员的随意支使和故意欺负；做馒头就得忍受吴香香的支配和控制。也只有在这种选择和承担中，他成为“这一个”杨百顺。

另一方面，杨百顺的生存道路也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人在自由选择和谋划中，总是与他人形成一种“共在”和“冲突”的关系。在日常经验中，人首先是凭借与他人的共同存在而发现自己的。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共在”关系又不能不表现为一种矛盾、冲突乃至敌对状态，每个人都想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同时又把对方当作客体。也就是说，人实际上又是一种被“注视的存在”，“为他”的存在。在这个人际关系网中，他人的存在就是对你存在的限制，或者说，他人即地狱。对主人公杨百顺而言，由于老杨的自私、暴力，他离开家自谋出路；投奔师傅老曾后，他的存在受到师娘的制约，最后师徒翻脸；在染布坊，他人的存在对杨百顺织起了一张严密的生存之网，他受到无处不在的监督，自身的存在蒙上一层阴影；在县政府，他的存在受到县长周围其他人的支配，最终却因为自己冒犯了县长与戏子的“手谈”而离开；在吴家馒头铺，他的婚姻受到老高的破坏，他的存在受到了吴家、姜家的控制，周围人逼迫他去寻找吴香香。对于牛爱国而言，“周围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着它，限制着它、威胁着它的存在”。

四、日常言行中的哲理及其审美价值

刘震云一直深切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生存状态，他对存在的非理性状态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把握。从早期新写实小说《塔埔》、《单位》、《一地鸡毛》到后来的《手机》、《一句顶一句》，无不显示出作者对这些小人物在生活中经历的心灵上和精神上的荒谬、孤独、虚无等精神状态的探寻。《一句顶一万句》是对乡土底层“心灵存在”的深入探索和形象书写。这种书写把存在主义富有哲理的思想渗透在主人公的日常言行之中。“正是在由日常话语展开的看似庸常人生中，却又明显地凸显出了刘震云对于国人生存境遇的一种形而上意义的深入思考。对于杨百顺充满了苦难坎坷的悲剧性人生，作家虽然无哲学意义上的渲染，但我们却不难从中体会到某种异常强烈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况味。”就像存在主义认为的那样，生命的诞生和存在不能支配，人只能被动承受。但人的主体性使人能够在选择中实现对生存的担当。在娓娓道来的日常叙事中，在做豆腐、杀猪、挑水、破竹、种菜、卖馒头、贩葱、开车等一系列职业选择过程中，主人公承担起自身的生存，实现自身的存在。而在主人公不停的“谋划”中反映出生活的种种偶然和不可知，存在的荒诞、人内心的孤独、空蒙的虚无等生存体验，把深刻的存在主义思想予以通俗、形象地传达。其次，主人公为反抗孤独终其一生都寻找“说得来”的人，而这种寻找之旅没有尽头也没有结果，时隔多少年，祖孙的命运竟出现了轮回，这反映出底层精神存在的困境和人类存在的悲剧。作者在对形而下的底层平民的日常叙事中，表达了形而上的存在主义哲学内涵，这对当下中国文学界很少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出存在主义意味的基本状况而言，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小说成功地将某种深刻哲理寓于人物的日常言行之中，是与其叙事语言、叙事方式及叙事主题的选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刘震云创造了一种‘说话体’，这一‘说话体’首先是指民间最日常的对话，文中的对话都是生活中原生态的话语，不加任何文学的修饰，就是日常大白话，但是，却又能够达到文学上的修辞效果和形而上的意味。即使是作者的叙述，也基本上依照民众原生态的思维模式，一种自然的流动与叙说，简洁、质朴，与中国民间生活相一致，又夹杂着戏文韵白……”[9]在小说中作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有意把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背景进行模糊和淡化，以此集中笔力展开对底层日常生活的言语活动的描写，使人物的精神存在困境得以彻底凸显。叙事语言短句居多，少有修饰。小说通过这样朴实、通俗的语言使人物的存在处境跃然纸上。其次，作者用心理描写烘托人物精神存在的畸形和扭曲。杨百顺经常在心里“杀人”，如杀老马，杀父亲，杀弟弟，杀妻子，杀老高。牛爱国后来也常怀杀人之念，杀小蒋的儿子，杀庞丽娜，甚至自己被杀。通过人物潜意识活动的展示，作者把人物生存的冲突内化为自我的调解。除了进行心理刻画，作者还擅长用梦境反衬出人物生存的孤独。比如杨摩西梦到参加社火、梦到巧玲，牛爱国梦到自己的妻子，这些都表达出人物生存的孤独，渴望理解、交流和对话。另外，白描是在作品中最常见的表现手法，无论人物之间的关系还是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都作了白描式的呈现。小说中“是……不是……而是……”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句式频繁出现，细微地表达出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隔阂。随着叙事的展开，人物命运的沉浮，人生遭际的悲欢，世界的荒诞和存在的虚无徐徐展现在读者眼前。再次，小说采用顺时态的叙述方式将底层的生活形态作原生态的呈现，我们看到的是底层日常的生存状态，是个体本真的存在境遇。小说沿着主要人物的人生发展顺序进行叙事，在叙事的推演中人物随时出场，叙述完此人后随时消失。这就像生活本身，单线式地进行，偶然相遇，又匆匆分散。就在这样的原生态叙事中，作者完成了一种驾轻就熟的转化，表达出平民的生存哲学，发掘出平民物质存在尤其是内心存在的困惑，把存在主义思想与中国乡土底层的生存、生命融合在一起。最后，在叙事主题上，小说在存在主义思想传达中，对底层个体“人”的发现和“人”的精神的探索，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小说一改中国农民“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形象和作为群体的“他者”形象，把最真实的个体的“人”的心灵完整、深入地表达出来。如有学者所言，“灰尘一样普通的民众生活同样能够体现生存的本质，这里既有抽象的、普遍的‘人’的意义的探讨，也有具体的对‘中国农民’生存方式的考察，我个人以为，刘震云倾向于从‘中国农民’生活方式中探索出‘人’的生存本质。‘孤独’发生在中国民族生活的最深处，是埋藏在地层之中的存在，具有很强的原始性和象征性。”